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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9/9/30 家有“三高”女老公手下一女孩结婚了，给老公发来一短信：领导，你可以放心了，我终于把自己嫁出去了。前两年，老公手下招了一批聪明又能干的研究生。他像半个家长似的，既操心男孩子买不起房，娶不起老婆；又操心女孩子心太高，迟迟不肯出嫁。
再好的女孩子，过了三十岁，就会自然贬值。老公一向固执地认为。有时，他很庆幸自己没生女儿。说如果是女儿，自己这么挑剔的人，肯定会对未来女婿挑三拣四，不肯轻易把女儿交给那小子。可是，迟迟不让女儿嫁出去，又担心好的男孩都被人早早挑走了，最终吃亏的又是女儿。
虽然觉得他说得有些尖刻，可又不得不承认这是事实。老同学、老同事，同学的同学、朋友的女儿圈子中总是不乏高学历、高职位、高收入（俗称“三高女”）的女孩子，她们并非恨嫁，可就是难觅美满姻缘。
有一次，一大帮同事在一起闲聊。突然发现多半人生的是儿子，只有少数人家是女儿。生儿子的说，天啊，这么多生儿子的，以后多少人得打光棍啊。马上有人说，城市里的男孩子不用担心哦，要打光棍也是农村的光棍多；城市里担心的是女儿嫁不到好婆家。大家想想，不由得点头。
前两年我堂妹一时没有找到合适对象，又去读在职研究生。老公就责备我，你这个当姐姐的怎么当的。你要告诉她，大部分工资应该用来买衣服、装扮自己，这是她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投资。堂妹毕业于名校，即使不投资读研究生，也完全可以胜任当时的工作。可没有解决终身大事，让她家里人和好多亲戚朋友都替她着急。好在一年前，她结了婚，今年又生了个大胖小子。大家都舒了一口气，说这是她30岁前最大的成果。
家有“三高”女，让好多父母不能释怀。有位老同事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，当年姐妹俩双双考上北京的名校，成为一时的佳话。前两年大家聚会，同事骄傲的还是姐妹俩都找到了好工作，今年见面做妈妈的就坐不住了，说俩人都一心专注事业，不谈男朋友，让做父母的看着真着急。她大女儿今年停薪留职又去北京读EMBA，本来做父母的，是想让她多一些接触精英的机会，扩大一下交往的圈子。可是女儿却一心专注于案例分析上，弄得他们不得不郑重提醒：喂，重心该转移了！交朋友第一，学习第二啦，千万别成“剩女”了。
她的话立刻引起在座另一位妈妈的强烈共鸣。她女儿在国内大学毕业后，现在澳州攻读第二学位。“我现在不担心她在国外找不到工作，就是担心她找不到合适男朋友。”她说，她又不好意思跟女儿成天提这事，毕竟她有她自己的主见，只有旁敲侧击，时不时发一封“几种男人不可嫁”之类的邮件，真是用心良苦。
适应那天没带手机，回到家一看，儿子同学的妈妈拨打了9次。究竟有啥急事啊？已经是晚上11点了，我还是忍不住拨回电话。
她着急地问，你儿子适应现在的宿舍生活吗？我说还好啊。她儿子和我儿子小学、初中都是同学，又同时考进同一所全寄宿重点高中。上了高二，学校分文、理科，师资、学生以及宿舍组合全部“乾坤大挪移”。
“我儿子说现在的宿舍吵得不得了，他想在校外租房住”她说。学校在广州城的西边，他们家住在城的东边，夫妻俩上班也在东边。她觉得住过去陪读不现实，就想让儿子找一个同学，合租一套房。
“一定要找个学习自觉、品性好的同学合租”她说。她儿子想到的头一个同学就是我们家儿子，说两人比较合得来。
“可是我不想儿子在外租房住”我直接了当告诉她。首先，安全是一个问题。下了晚自习再回出租屋，路上让人担心；其次，打扫房间、搞个人卫生的杂事更多；第三，我已经告诉过儿子，全校90%以上的同学都能适应宿舍生活，没理由你就适应不了。
儿子曾说他们学校的宿舍管理员太严格，稍不留意就会被停宿。很多吃了“红牌”的同学家住得远，只能在宿舍楼东藏西躲，和管理员“打游击”。儿子害怕自己也遭遇这一天，问我怎么办？我说你自己看着办。反正我不会像有些家长那样，你停宿了，我起早贪黑接送你。
我知道儿子做事丢三落四，铺床铺不整齐，扫地扫不干净，衣服晒干上面是一块块洗衣粉的痕迹。如果在家，或是租房住，我肯定会忍不住要帮他“打扫战场”。在学校有宿舍管理员扣分，会让他学会对自己的生活负责，养成习惯让一切井井有条。
这次重新分科前，我提前和儿子打了招呼。我说看来你得有心里准备，要学会与新宿友友好相处。儿子高一年级的宿舍，学习氛围浓厚，一半的学生都是班上前十名。这次儿子和他们分道扬镳，进了文科班宿舍。“这辈子你不可能永远和志同道合的人相处”我说，如何和不好相处的人相处好才是本事。
开学时送他到宿舍，发现他们新宿舍是两个班的同学合住的，他下铺的同学床底下塞着一把吉他。我其实心里捏着一把汗。
过了几周，我问他和新宿友处得怎样。他说，回到宿舍不可能和以前那样谈学习，因为他们更喜欢谈体育，谈音乐，我就和他们谈呗！
对啊，谈就谈呗！还有那么多比儿子还小的孩子，漂洋过海、独自求学呢，做家长的一样要适应。
2009/9/24 一天没带手机的体验快到单位时，我心里突然“咯噔”一下：哎呀，手机忘在家里了。一早出了小区门就塞车，塞到单位已近一个小时，再让我回去拿手机，打死我也不愿意。
偏偏上午还要赶着外出开会，晚上还有赴一个朋友的饭局。
回到单位广而告之，我没带手机啊，今天别打我手机。如果有外单位人找，也请各位帮忙解释，我手机忘家里了；又和朋友联系晚上饭局的地点，告知她我晚上直接去，别打手机催，打了我也不会知道。
事情往往就是这样，你一天到晚拿着手机，偏偏没有一个人找你，除了几条垃圾短信，手机几乎不响铃；不带手机的时候呢，重要的、不重要的电话都来了，八辈子没联系的人也追着赶着找你。所以，习惯了随时随身带着手机，哪怕上趟洗手间。
一个上午在会议室心神不宁、坐卧不安。旁边的人不时起身接电话，而我连时间都浑然不觉——自从有了手机，连手表也省得带了。中午冲回办公室，一再问同事有没有人找；又打给老公、甚至很久没通电话的老爸老妈，问他们有没有打我手机。他们莫名其妙，连问出了什么事？我苦笑，说，没事，就是没带手机。
下午在MSN上挂出办公室电话。每个和我即时通话的朋友，我都忍不住加一句：不要打我手机啊，手机忘在家里了。又翻出同事通信录，摆在桌面，要打电话时对着号码一个个拨。有了手机存号码，我新旧同事、好友一个号码都记不住，完全依赖手机查找。
去赴饭局前，详细问清了线路。平时很顺畅的临江大道隧道塞成一团，只能一点一点往前挪。没有了手机“导航问路”，感觉自己是置身滚滚车流中飘泊的一条“孤船”。只有在心里一边祈祷，一边劝自己镇定：这时若和其他车“相吻”，可是连个求教电话都打不了啊。又无法和请客的朋友联系，心想，人家一定急死了，谁知你是快到了还是遥遥无期，是要等你还是不等你？
到了目的地，发现自己还是第三位到达的客人。主人说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都在路上塞着呢！想想自己刚才在路上着急成那样，真是自寻烦恼。
和老朋友们相谈甚欢，可是心里还是忐忑：虽然老公知道我赴饭局，但迟迟未归，又无法联系，可以想像到他的着急。
回家的路上一个劲地猜想：今天究竟有多少个电话没接呢？有多少条短信没回呢？如果没有多少重要的电话，只能说自己庸人自扰，患了手机依赖症；如果电话多，就印证了我前面所说的，电话铃总是在不该响起的时候响起。
回到家，第一时间冲向床头柜拿手机。手机显示，未接电话8个，未接次数20次，其中老公两次，一位久未联系的儿子同学的妈妈拨打了9次。
2009/9/20 男人厨房同事跟我们诉苦，说他老婆不愿意做饭，成天就想着在外解决。“这样下去，别说开支吃不消，也越来越没有家的感觉啊”他抱怨。小俩口都是70后，上班族；孩子两岁多，被爷爷奶奶带回老家养。
我一旁“献计献策”，说你自己先带头在家做饭，做得多了，你老婆过意不去，说不定就接手做了。女人们看着自己和男人们一样挣钱养家，回到家又要忙家务忙做饭，男人却心安理得地饭来张口、衣来伸手，心里总是不平衡，可是让男人成天围着锅台转，又会不落忍的。我安慰他。
回想起我父母这一辈，他们都是双职工，家务事分工也非常明确，一人负责买菜、洗衣，一人负责做饭。我们家掌勺的是老爸，在我记忆中，每天在厨房忙碌的总是老爸的身影。现在父母老了，做饭的任务不知何时交接给我老妈了。
很多同学、朋友家都和我们家的模式一样，都是老爸下厨房。只有一个朋友家除外，她爸是中学老师，向来只顾教书，不理家事，连面条都不会下一碗；她妈把所有家务都包了。终于有一天，她妈撂挑子了，对她爸说：我伺候你伺候大半辈子了，伤（厌）了，我也要有我自己的生活，毅然和她爸分居了两年。他爸仿佛一下子失去了拐杖，生活不能自理，一时间比小孩子还要惶恐和无奈。
男人不会做家务，多因女人不放手。有个朋友的老公兴致勃勃在家做“蒸鱼”，试过一次，从此失去进厨房的资格----他辛辛苦苦整出来的鱼没有剖肚子。朋友提起来至今都皱眉头，说她老公没有做饭的天分，宁愿自己辛苦点。每次出差前，她把所有的菜做好，她老公只需把菜从冰箱里拿出来蒸一蒸就可。可是苦了他们的女儿，女儿一听妈妈要出差，就苦丧着脸喊：我不要吃爸爸的“四层蒸”啊!（他爸为省事，经常把四盘菜叠加在一起蒸）
说老公做饭没天分，的确是偏见。男人真有心做饭，个个是大厨。有位朋友看起来是位远庖厨的君子，没想到聊起厨艺来头头是道。说这一碗菜吧，颜色搭配最多不能超过四种，超过四种就杂了，就是大杂烩；说这蒸鱼吧，一定要等水开了再放上去蒸，蒸的时间8分钟，不到8分钟不熟，超过8分钟就老了；说炒花生米要冷锅冷油，煎鱼要热锅热油，炒鸡蛋要热锅冷油……我羡慕他老婆有口福，他老婆说，人家可不轻易露身手，我可好几年没吃过他做过的饭了。
我们家老公出国一年，也被逼得学会了做饭。听他说，他做的咖喱牛肉、土豆烧鸡香气扑鼻，房东都忍不住要尝一尝。我们家儿子也认为他爸炒的菜比我好吃，我求之不得，赶紧“让贤”。有时，我故意求教。他故弄玄虚，说，知道为什么好吃吗？我边炒菜边和菜对话呢！
2009/9/10 台湾行之八：手信在香港机场候机时，遇到几个在大陆旅游完回家的台湾人。主动问我们，去台湾旅游多少天，要多少钱？我们说，六天，5400多。“不贵不贵，我们在大陆玩10天，花了两万多……”我心想，那怎么比，大陆有多大，台湾才多大？
临上飞机前，他们叮嘱我们：别乱买东西，除了凤梨酥。
全团人都着了魔似的，在台北“宝岛饼铺”买凤梨酥。一团友和刚考上大学的儿子在那合计，究竟要带多少盒，“大伯家、二伯家、三伯家……大姨家、小姨家、舅舅家……”买了三大箱，不知买够没有。出来时，全团人个个拧着大箱小箱的凤梨酥上车。一盒凤梨酥350台币，相当于人民币80元左右。算起来并不便宜，但用它当手信很合适；有台湾特色，又拿得出手。
有个同事的老婆今年暑假也带着儿子去了台湾，也是戴了几箱子凤梨酥回家。同事说，我们当地就有个台湾厂商办的厂，专门生产凤梨酥。还不知道是不是从我们这运到台湾，再卖给你们这些人的。我大叫不会吧？
后也释然。见怪不怪啊，现在多少人出国，买回来的东西都是“MADE IN CHINA”。
台湾小吃远近闻名，可是只适合在当地吃；台湾水果很诱人，特别是芒果、凤梨、莲雾，比在广州买的甜很多，可是不能入境；台湾茶也很出名，可是被炒作的成分太多，拿不准真实价格，不敢下手；台湾的衣物、饰品都很潮，据说几乎和东京同步，可惜我们家儿子不潮，我更是看都不会看。我们团那几个带着女儿的妈咪，在西门町逛得迈不开步，斩获颇丰。
儿子他爸叫我什么都不要买，就给他买本李敖新出的《虚拟的十七岁》。即使没有这个任务，我也很想到台湾的书店逛一逛的。
诚品书店是台湾的文化地标，据说它24小时开业；欢迎一整天猫在那儿看却并不掏钱买的读者；边看书可以边喝咖啡。它在全台湾有30多家分店，可惜我们总是和它擦肩而过。在高雄“梦巴黎”购物广场，我和儿子为了消磨时间看了半场电影，却不知道里面有间诚品书屋；西门町也去逛了，也和那儿的诚品书店没有相遇。
还是在101大楼，登完顶下到第三还是第四层，发现一家好大的书店，并非诚品，亦欣喜。问店员有没有李敖的《虚拟的十七岁》，她搬来一张凳子，在高处抽出一本递给我，难怪我没发现。李敖自称这是他这辈子写的最好的书，可在书店的“境遇”并不咋的，看来此书是否如李大师所言，还有待“考证”。
儿子买了一本《蒋介石日记》，我买了本蒋勋的《生活十讲》。加上《虚拟的十七岁》，三本书花了近千台币。真够贵的！相比之下，大陆的书还是要便宜得多。
2009/9/9 台湾行之七：九份小镇台风基本打乱了台湾行的主要行程。一路北上到了台北，距离离开台湾的日子也不远了。
最后一整天的工夫，我们上了101大楼，台北的地标，其前董事长因贿赂扁妻而受刑；参观了台北故宫博物院，这是此行的重点，也的确不虚此行。我的印象，台北故宫并不强调朝代的波澜壮阔和兴衰更替，让人更多领略那些朝代的社会生态、文化意蕴和生活情趣；还到了国父纪念馆，看了哨兵换岗仪式。而九份小镇，去之前不在我的关注之列，去后却意犹未尽。
九份位于台北西北部，临基隆港。据说已有百年历史。当年当地住有九户人家，每次到集市购物时都是每样要“九份”，久而久之，以此命名。它曾是一个金矿区，后金矿没有了，九份也日益凋敝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台湾著名导演侯孝贤在此地取景拍《悲情城市》，九份重新引起关注，成为台北人消闲消遣的好去处。
九份依山而建。远远望去，房子星罗棋布、蜿蜒而上、错落有致。进入街巷前，在观景台回望，碧海、蓝天、青山，如画美景。风迎面吹过来，分不清是海风，还是山风。
走入小巷，两边的街铺鳞次栉比。风味小吃、时尚用品、茶馆、咖啡屋，一家紧挨着一家，店面装修各具匠心，不见重复。光滑的青石板小路，最多两米见宽。
早上九点来钟，每条街上的店铺刚开了四、五家。游人不多，街头巷尾透着难得的宁静。时不时开过的电单车，会带来一阵喧闹。
店面招牌却是异常的热闹，芋仔蕃薯、阿兰草仔馃、赖阿婆芋圆、旧道口牛肉面、红糟肉饼、肉圆、红糖糕让人目不暇给。店老板也不强行拉客，见你驻足，淡淡问一句：要不要尝一尝？
刚刚从酒店吃完丰盛的自助早餐，肚子已容不下任何东西。导游说，他每次到九份，芋圆是一定要吃的。
和儿子顺便走进一家卖芋圆的店，要了两份。店后是一个露天平台。坐下来可以远眺海景。而近处却是连成一片的屋顶，裸露的，未见装饰的，似广州的城中村。或者说并城中村的房子更旧更破。
这样的“城中村”却出落成台北人的休闲之处，游客们必到之处。如果像广州一样，一不做二不休，一口气全拆掉，重新竖起幢幢新楼，九份还会有人来吗？当然，导游也说，对于九份半山越建越多的房子，好多人也发出异议。万一有一天发生地震或者泥石流，九份有没有应急的能力？
芋圆原来是芋泥和着木薯粉制成的，五颜六色，加上红豆，成为糖水，非常好吃。
晚上坐出租从西门町回酒店。司机听说我们早上去了九份，说：九份啊，我每星期都要去一次哎！问他去干什么？回答：吃芋圆啊，台北市内吃不到那么正宗的。
特意在西门町买了侯孝贤的《悲情城市》DVD。看了一小段，困得睁不开眼。影片虽取景九份，但很难让人和现在的九份划等号。现在的九份是一个“综合体”：远看，是山城，有点像重庆的气势；走在巷中，是创意之城，类似丽江的情调；近处俯瞰，是城中村，烟火味扑面而来，带着浓厚的生活气息。
2009/9/6 台湾行之六：活色生香跟随旅行社，最让人诟病的是团餐。无论你到山东还是云南，到华东还是西北，团餐的味道一样、菜式一样，离不了番茄炒蛋、大白菜、红烧豆腐，外加一个“滚蛋汤”（一个鸡蛋打一大锅汤）。十菜一汤一上桌，一会儿功夫就见底——的确是量太少了。想尝尝当地的风味小吃？要么自己去吃，要么吃那种特贵的风味餐。
台湾的旅行社团餐却叫我们赞不绝口，量多，质高，且能尝到每一地的特色风味。
高雄是我们的第一站。第一顿就大饱口福。以为是中国人的传统“客气”，第一顿和最后一顿特别丰盛。其实顿顿都有新鲜海鲜，虾、当地的海鱼。放开了吃，桌上的菜总也吃不完。在嘉义一间五星级酒店内，吃到非常正宗的东坡肘子和鸡油饭；在日月潭附近一间客家餐馆，吃到客家豆腐。我们团有客家人，直叫好吃赞正宗。
台南小吃闻名全台湾，高雄、台北的不少小吃店，都特意标出“台南”字样，以显正宗。我们在台南，吃的是当地有名的周氏鰕卷。据说到这家店的旅行团，必须提前两天预订。我们到的那天，台风呼啸。店内依然食客攒动，好多人在等位。楼梯口贴满了曾经光临的政客、演艺明星和老板的合照，密密麻麻。马英九、陈水扁、林志玲、飞轮海（我并不认识，我们团一个小姑娘说是最新最火的一个组合）都在其中。
该店最拿手的鰕卷、棺材板（形状似棺材，外皮油炸酥脆，里面是忌廉海鲜）、鱼丸汤、杏仁豆腐都端出来了，只可惜肚子太小。老板娘在我们桌边巡视，指着鰕卷，说“这个要吃哦，你们看一楼这么多人排队，就是为吃它”；又指着棺材板和小粽子说“这个也要吃哦，吃了粽子‘包中’，吃了棺材升官发财”……
我心里感叹：文化同种同根，台湾“去中化”谈何容易？你跟大陆团解释，大家一听就明白；跟日韩团、欧美团解释，起码不知从何说起么。还有吃了很多次的“东坡肘子”，如果你称它为“红烧肘子”，它就是一肘子；只有称它“东坡肘子”，才能吃出它的历史文化和绵长滋味吧。
团餐好的最大弊端，是空不出肚子到夜市吃小吃。夜市是台湾最大的特色，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当地的夜市。台湾人是最有口福的，想当初，老蒋带300万人从大陆败到台湾，哪一个省份的人没有？这也造就台湾小吃品种的多种多样。
台北的士林夜市，就是东南西北中、中国各地小吃的大杂烩。内蒙古烤肉、四川牛肉面、江苏烧饼、湖南臭豆腐应有尽有。但这些省份都是我自己加上去的，夜市的招牌上是见不到这些省份的。它们都本地化为“台湾小吃”了。
往台湾之前，我上网查了几种非吃不可的小吃。比如蚵仔煎、臭豆腐、担仔面等等。到了台湾才知道，小吃品种太多了，实在尝不过来。在高雄六合夜市，看见臭豆腐钱排好长队，当地居民也排着等。只见摊主手脚异常麻利，一块臭豆腐切成对半，下一次油锅；捞起来，再对半切，下另一口油锅。每一块豆腐炸得饱满透亮，浇上一勺辣椒蒜容汁。真是松脆入味！可惜吃了一份臭豆腐，再吃蚵仔煎都吃不出美妙来了。
我们家儿子偏偏要吃台湾的黑椒牛排。不管我提醒他那样太饱肚子。好在没有失望，大排担的锅气就是不同。我还要了一份猪肝汤，的确是太想吃猪肝，而广州的猪肝又让人不敢问津。
台湾是珍珠奶茶的发源地，很多团友说，的确比广州的奶茶好喝。我却迷恋台湾的甜点。在周氏鰕卷店吃的杏仁豆腐，在九份吃的那碗芋圆糖水，叫我想念到如今。真的不可不吃！
2009/9/2 台湾行之五：似曾相识从香港到高雄入境。一位胖胖的边境人员笑眯眯地问，你们从哪里来？广东。我们答。“哦，广东”他故意说了句粤语。我想，对着四川团，他肯定会来句四川话；对着上海团，他会来句上海话……入境手续一点也不复杂。
广州人到高雄、台北更加不会陌生，和在北京路、上下九逛街没多大区别。处处是骑楼，就是比广州的骑楼范围广得多。
街头的门面、广告招牌比广州还要密集。一个卖番薯的招牌，可以和电信招牌一样大。唯一不习惯的是繁体字。到了台湾才发觉，自己不认识的汉字太多了。
补习班的广告和招牌尤其多。英语补习、数学补习。有的直接写“数学郭老师 手机号码多少多少”，大大的，方圆几里都看得到；有的广告直接把考得好的同学照片贴出来，包括他们考中的学校名称。看来，有华人的地方，就有补习的市场。
电视看到的主持人和嘉宾，在大陆也经常见。胡瓜、白小燕、庾澄庆，还是这些熟悉的面孔。不熟悉的只是他们时时冒出的台语。无论新闻还是娱乐节目，内容都以民生为多，骂共反共的，很少见。华视正在播出反映大陆教育的系列节目，反映的是安徽黄山的学校情况，有重点高中，也有普通初中，还有孤儿园，采用写实手法，调子比“焦点访谈”还温和，比较客观真实。
和媒体中得来的关于台湾的印象相比，眼中的台湾生活化很多，政治离老百姓并不是想象中那么近——街上看不到多少蓝绿两党的痕迹。只是到了马英九办公楼那条街，才看见通街的国民党党旗。
回想1995年第一次到香港，心情异常激动，出境的感觉也很明显。而到了台湾，政治隔离了那么久，反倒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，没有多少陌生感。我想除了文化相近、语言相通外，还是应该归功于国家这么年来的发展速度吧。从城市面貌、人的衣着服饰以及经济发展水平，两岸的差距明显在缩短。
当然，如果留意一些细节，会发觉内地的文明程度，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。
比如，洗手间。台湾无论是路边公厕，还是饭馆的洗手间，都比较干净，而且一律有手纸供应。不少酒店厕所的清洁工，还化着整洁的妆容。见你进来，主动问一声好，告诉你刚打扫过了，可以放心用。让人感觉很舒服。
比如，台湾街头的店面林立，但店门口却没有一个垃圾筒。但街面都非常干净，见不到乱扔的烟头、纸屑。
还有，台湾人说话比较温和。女人说话有些嗲，男人说话则很温文。全程陪同我们的台湾导游，就没有见他着急过，说话也永远在深沉的一个平调上，没有丝毫抑扬顿挫。
也许台湾打架的场合，只在立法会？打架的人，只是议员？
2009/9/1 台湾行之五：关于台湾的私人记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，我刚上小学不久，我们小县城发生了一次爆炸性事件。县医院的一位院长被发现是台湾特务，据说他将发报机藏在被截肢的断腿内。周围的大人小孩议论纷纷，为揪出潜伏已久的特务而振奋。我则莫名恐惧了很久，看见那些断胳膊断腿的残疾人，就离得远远的，怀疑他们都是台湾特务。
十年之后，我参加完高考的那一年。一个闺蜜的大伯从台湾来探亲。闺蜜的妈妈说，她大伯家不是很有钱，只是带回来一些金戒指作礼物。“已经很好了”闺蜜的妈妈说，想当年因为有这个台湾亲戚，她爸吃了多少苦。我记得闺蜜的大伯和他爸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想不认都不行。
回去就跟我妈感叹，怎么我们家亲戚当年就没有一个人去到台湾？我妈说，都怪你外婆当年目光短浅，非把你外公从武汉拽回家。外公回了老家就置地，刚置完地一两年就解放，一解放就被划成地主，然后就死在牢里了。你大姨妈这些年一直为拿回我们家当年的轧油房（后成为镇政府所在地）奔波，有关部门都说，可惜你们家不是统战对象，否则早落实政策了……那时多希望有一个台湾亲戚突然凭空而至。
又过了十年，我大学毕业后从事妇女统战工作。有一次接了一个妇女台湾团，团长是国民党议员，江苏人。生得斯文白净，出口却咄咄逼人。记得她在饭桌说起蒋老夫人宋美龄时，一脸崇敬。说国民党会场为一件什么事争得不可罢休，夫人到场，一身旗袍，仪态万方；朱唇轻启，“同志们”，会场立刻一片寂静，真真是不怒而威。一大桌子人敬仰之色俨然。只有我们几个陪同的人面部平静，不动声色。
我仗着年轻，顺口问团长，您这样抛头露面，辛苦工作，您先生没有意见吗？想不到引来一片叫好，团员们都说这个问题问得好。我记不清团长是如何问答的了。倒是记得她手下那些团员们大多是在美国拿的高学位，个个既漂亮，又能干。也许关于女人事业家庭的话题在哪都能引起共鸣。
再过了十年，两岸资讯已经基本同步了。去年春节我回老公家乡，一个偏僻的小村子探亲。周围的农民天天跟我们谈陈水扁案子审判的最新进展。他们对陈水扁案子的来龙去脉、细枝末节比我和老公还清楚。问他们怎么知道，答曰：天天追看央视四台的海峡两岸。
和儿子他们这代人不同，我们这代人对台湾的感情要复杂很多。他们一出生，就处于全球化、信息化的年代，对台湾从来不陌生，比台湾人自己还了解台湾的明星、时尚和美食。唯一陌生的，可能只是台湾的政治生态。
但我们不同。我们一路经历了两岸的风风雨雨，见证了两岸从敌对到开放的过程。
对于两岸的未来，我比别人悲观一些。很多朋友说到台湾自由行时再去游玩，而我总觉得现在是两岸的蜜月期，会有一天，从蜜月退入低潮。所以，趁着两岸蜜月，赶紧带着儿子先到台湾转一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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